（作者：项结权）
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黄梅戏，是以安庆地区民间音乐为基调，用安庆地区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艺术，起源并发展壮大于安庆地区，是安徽省主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黄梅戏曾用名小戏、采篮戏、采茶戏、花鼓戏、二高腔、黄梅调、怀腔、府调和皖剧等。
黄梅戏的前身黄梅调，起源于安徽安庆怀宁的黄梅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而安庆怀宁黄梅山则是“山不在高，有戏则名。”黄梅山位于怀宁石镜乡。早在明天顺六年（1462）《直隶安庆郡志》就记载：“黄梅山普泽庵，在寿泉乡，绍兴元年晏公祖师创”； 康熙十四年（1675）《安庆府志》载：“黄梅山，西北四十里，深郁，多杉木修竹。”民国《怀宁县志》载：“黄梅庵，在黄梅山，郡绅阮自华建，有石濑阁，今圮。”
康熙十四年（1675）《安庆府志》记载的黄梅山
据载：明末桐城人、万历年间进士阮自华，因引昆曲入安庆，创办了安庆地区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家庭戏班，被后人誉为“皖江戏剧鼻祖”。阮自华中进士后迁居安庆，并在黄梅山建有“别业”—-石镜山庄”，自此，黄梅山文人墨客集聚，热闹非凡。明万历三十五年，曲作家吴梦旸（明浙江归安人，字允兆。好吟诗，善作曲）来怀宁黄梅山拜访阮自华，阮自华家伎声班演唱小调助兴，吴梦旸在诗《集阮坚之宅》称为所唱的“田野美歌谣”。
清初，阮氏家班解散后，黄梅山周边农忙时节唱“田歌”的习俗却保留下来。清道光年间黄梅山踏水桥人陈世镕将此习俗写入了《怀宁县志》：“每当播种之时，主伯亚旅，一人发声，众耦齐和，长吟曼引，比兴杂陈，因声寻义，宛如竹枝，至治之象，溢于垄亩。”
阮自华等收集、创作的民歌、小调康熙年间也传到了其家乡桐城，阮氏虽说音乐造诣颇深，但因其侄孙阮大铖曾依附阉宦、品格卑劣的原因，在民间口碑极差，阮自华所创作的民歌、民调在一度被称为“多多腔”（躲躲腔）。也有少数人称之为“黄梅调”。
虽然说阮自华在怀宁黄梅山创造了“黄梅调”，但真正“黄梅调”这个名称在安庆民间广为流传的却是清康熙年间著名文人、大臣张英。
张英(1638年~1708年)，字敦复，又字梦敦，号学圃，又号圃翁，安徽桐城人。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进士，选庶吉士。翰林院编修，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性情温和，不图虚名。任讲筵官时，民生利病，四方水旱，知无不言。康熙帝曾称赞道：“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
康熙二十年（1681），张英乞假回乡重新安葬父亲。回乡安葬父亲后，他又在桐城龙眠山构筑房屋，居住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初才返朝。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年过花甲的张英辞官。次年二月他回到故乡桐城。并在龙眠山居住。
张英二哥张载，字子容。明季诸生。善射。四十岁之后隐居松湖之隈,种田打鱼，其乐无穷，张英乡居期间，经常去张载那里玩，张英诗《初过宝穑堂（在松湖庄）》：
宝穑堂从隔岁谋，主人今始得来游。
青松枝亚明湖出，古栗阴团小径幽。
远涨初生逢暮雨，晚禾重蓺趁新秋。
閒来检点人间事，社饮渔歌第一流。
从诗中看出，张英与其兄经常闲聊“社饮”、“ 渔歌”，因其兄张载常住桐城，对家乡的事情了解较多，加上张英曾任“农官”。在乡居桐城的时间里，张英也知道这些山歌、小调与阮大铖家族有一定的关联。
张英一生“敬慎”处世，将“立品、读书、养身、择友”奉为座右铭。阮大铖品格本不足道是世人皆知。在张英认为：美妙的山歌、小调也不能“圃竹欹斜失行次，庭萱污湿摧芳妍” （见张英诗《积雨》）。张英之子大学士张廷玉在雍正时主修《明史》时将阮大铖列为“怀宁籍”，并在《明史》里有这样一句话：“同邑左光斗为御史，有声，大铖倚为重。”由此可见一斑。
张英在告老还乡的第一个梅雨季节，来到山中看到农民在雨中劳作，虽说大雨滂沱，淋湿了蓑衣，泥水淹没了小腿，但他们还在唱着“插田歌”。于是，他写了一首《山中观农夫力田之苦》：
黄梅节近苦滂沱，正是山中力作多。
雨湿短蓑泥没骭，农人犹听插田歌。
张英《文端集》截图
该诗载张英诗集《笃素堂诗集》卷六，写作时间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以后，也就是张英告老还乡之时。
这首诗通俗易懂，写出了农民辛勤劳作的心声，一时间在民间广为传颂。同时，这首诗也巧妙的避开了阮大铖等附庸在民歌、小调上的“卑污标签”，使安庆的民歌、小调的别名—-黄梅调，有了更贴近民间的诠释：黄梅时节唱的山歌、小调，被称为“黄梅调”。
张英与其子张廷玉被被民间称之为“父子宰相”，其影响力自然超过了明末时期的阮氏家族，所以“黄梅调”来源于怀宁黄梅山的真实源流逐步被民间淡忘，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说法：黄梅时节唱的歌调的被称为“黄梅调”。后来，“黄梅调”也就成了安庆部分等地区民歌、小调的代称。
其实，被张英称为“黄梅调“的也是”桐城歌的一部分，是起源于安庆地区桐城周边的一种地方民歌，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一种韵文形式的民间文学，同时又是一种融词、曲、表演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桐城歌的词、曲被桐城文化浸润，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抒情性，而且动作性特征明显，极易作表演性演唱。
在早期黄梅戏大小演出剧目中，桐城歌的基因元素比比皆是。黄梅戏《打猪草.对花》《闹花灯.开门调》《送同年》《苦媳妇自叹》《天仙配.四赞》《孟姜女送寒衣》《新八折》《三字经》《补背褡》《送绫罗》等都借鉴和引用了桐城歌的词曲及表演手段。有些如《苦媳妇自叹》《送同年》《慢赶牛》《新八折》等花腔小调几乎原封不动将桐城歌搬演于舞台。桐城歌中男女对唱的比兴手法在所有黄梅戏传统剧目中都被加以运用，以至于成为黄梅戏剧目、声腔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早康熙三十五年（1696），怀宁石牌程香福（1670-1745）的程家科班，开始在以石牌为中心的皖河两岸演出，他们演唱“两头搭”。即以唱大戏（徽调）为主，兼唱小戏（早期黄梅戏），开始他们称小戏为“多多腔（躲躲之意）”，张英命名的“黄梅调”后，他们才逐步称呼为“黄梅调”或者“怀腔”。程家班历经四任班主，一直延续到道光以后。这是怀宁黄梅戏史上第一个职业班社。
清光绪五年，1879年10月14日，上海《申报》第 2 版报道：“黄梅yin戏”：皖省北关外，每年有演唱黄梅调小戏者，一班有二十余人，并无新奇足以动人耳目。惟正戏后总有一、二出小戏，花旦、小丑演出百般丑态，与江省之花鼓戏无甚差别。少年子弟及乡僻妇女皆喜听之，伤风败俗莫此为甚。而游浪之徒每至兴高采烈时，群掷青蚨，名曰“打采”。又有以糖饼等食物抛上旦脚头面者，旦脚更得意扬扬，更显种种淫态，而愈出愈奇。又有将有人小帽、巾扇夺取以丢上台端，俟戏毕以钱往赎，以为笑乐。屡经地方官示禁，终不能绝。刻下已届秋成，又将复炽，有地方之责者宜禁之于早也。
光绪十八年（1892）《申报》1892.5.24第6855号第2页《皖公山色》也记载了：“有一种小戏曰黄梅调，装点云情雨意，妖治之状，淫糜之音，最足坏人心术。前经官宪饬差驱逐，此风为之稍戢。近来日久玩生，城厢内外，到处开台。每至璧月初升，银缸齐点，繁弦急管，响遏行云。黉影衣香，喧阗满座。此何等事，而竟任其明目张胆乎？牧民者不得辞其责矣。”
安徽安庆的黄梅调（戏）从起源到命名、到职业班社都有完整历史资料记载。正如已故的著名黄梅戏戏曲音乐家、剧作家、戏曲理论家王兆乾先生在1991年第一期和1992年的第一期《黄梅戏艺术》杂志上发表《灯.灯会.灯戏》文章所说：“一种戏曲的形成与传播，是很复杂的文化现象。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政治、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条件及传统文化的长期积累，是难以为实现的。花鼓——-采茶戏形成如此庞大的体系，必然有一条文化纽带在它们之间联系着。那么，这条纽带是什么呢？乃是民间长期传承的、一种与民俗和祭祀密切相关的社火、灯会活动。这类灯会、社火活动，又集中地反映了中国长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农耕文化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