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日前，28岁的韩国女团KARA前成员具荷拉在首尔家中自杀身亡。在圈内好友崔雪莉身亡的消息公布时，具荷拉曾流泪说会为了好友好好活下去，令人惋惜的是，不满一个月她就选择了用同样的方式离开人世。
2018年，具荷拉被男友崔钟范家暴，并因对方用亲密视频相威胁而在电梯内向其下跪。监控视频曝光后引发了韩国女性的大规模游行，她们举着各种标语控诉违背女性意志、侵犯女性的男性：“我的生活，不是你的AV”“所有这样的韩国男人都是罪犯，拍摄的、上传的、观看的、袖手旁观的”。即使得到了如此规模的声援，具荷拉依然没有等来正义的审判——今年8月，崔钟范恐吓、强迫、伤害、毁坏财物等罪名成立，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那个给她造成无限痛苦的男人，不仅没有当即接受法律严惩，还若无其事地开了新的理发店，并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宣传；与此同时，她则因在日本复出演出中出现抹胸裙下滑的意外而被韩国网友攻击为炒作。
《人物》撰文指出，具荷拉和崔雪莉殒命于韩国娱乐圈“绞肉机”，它由保守性别观念和资本浇筑而成，“一方面制造出世界一流的幻觉蜃景和偶像产品，另一方面又最典型、剧烈地映射并且再生产着东亚儒教文化圈延续千年但从未被动摇的文化规范和性别权利结构。”正如一位韩国网友所说：“女性艺人因为被偷拍视频，害怕被传播，又是下跪，又是挨打，还被荡妇羞辱，即便道歉还被网暴的时候，男性艺人去着夜店、磕着药，又强奸又偷拍，还传给别的男人看，这就是现实。”
因为长期站在聚光灯下经受公众的消费、物化和想象，女性公众人物往往承受着成倍的男性凝视、性别歧视和性骚扰。而对于千千万万普通的韩国女性来说，弥散于全社会的“厌女氛围”则在无形中捆住了她们的手脚，悄无声息地捂住了她们的眼睛。这或许正是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2016年出版后一举成为售出百万册的畅销书、引起广泛讨论的原因。书中道尽了一个韩国女人从出生到成为人妇所经历的所有细碎的、只有女性需要承受的不公与痛楚，韩国女性学者金莲珠评价称，看到最后，你甚至都分不清作者写的是金智英，还是你自己。
这也正是作者赵南柱想要达到的目的。“我写小说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将生活在韩国的女性的真实生活没有任何歪曲和贬低地记录下来。”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邮件采访时，她如此答道。
不再沉默的女性
1978年出生于首尔的赵南柱有着通常意义下顺遂的人生：她是家中三个孩子的老幺，成绩优异。自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她在《Live今日早晨》等时事教养节目做了十年PD，生完孩子之后成为全职主妇。
然而内心深处，赵南柱知道这种身份转变并不是她自愿的。她依然记得，在大学时，因为校园里全部都是女性，女性可以做代表，女性可以当校长，无论是需要力气的活还是需要动脑的活，女性都可以做，但出了校门进入社会、结婚生子之后却意识到，生活中处处都是看不见的墙，“明明和男孩受了同样的教育长大的，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虽然在离职时同事们都跟她说，健康地生下孩子就回来上班吧，但当女儿出生，赵南柱才发现，不规则的上下班时间和雇佣保姆的费用让她别无选择，只能一再延迟回归职场的时间。不知不觉地，她就成了一位全职主妇。
能够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在家里从事的工作不多，赵南柱就抽孩子中午和晚上睡觉的时间来写小说。她用了两年时间写了《倾听》，这部讲述一个贫穷、智力低下、听不到别人声音的孩子的小说获得了2011年第17届“文学村小说奖”。然后，她又以梦想成为体操选手的36岁无业游民为主角撰写了《为了高马那智》，获得了2016年“黄山伐青年文学奖”。
赵南柱在接受“一条”采访时说，写作《82年生的金智英》的契机是受到了“妈虫”这个词的刺激。2015年，韩国出现了许多与女性相关的热门话题，“妈虫”这个词也在那一年出现。在韩语里，“虫”经常被添加在各种让人看不惯的行为后面，代指某一类人。全职主妇居然被称为“妈虫”，这让赵南柱震惊又难过。“在此之前，再怎么侮辱也不会侮辱到妈妈们身上。妈妈，特别是母性，总是伟大又神圣的，怎么能用‘虫’来形容妈妈啊？之后我才醒悟过来，原来这类社会现象已经比我想得严重多了。我决定用笔写下这些故事。”
“82年生的金智英”来自于这样一个现实背景：1980年代的韩国社会高度重男轻女，技术进步带来的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让许多夫妻选择流掉女胎，主人公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景气和裁员潮，又在2012年韩国“无偿保育”政策开始时经历生育和育儿；“智英”是1970年代晚期至1980年代早期最受欢迎的女孩的名字，再冠以韩国最常见的姓氏“金”，因此便有了“金智英”这个名字。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82年生的金智英》，那就是“一个虽然很努力，但依然被嫌弃的韩国女人的前半生”：小时候偷吃弟弟的奶粉被重男轻女的奶奶打骂；在学校里被男同学欺负，老师非但不批评男同学还说男生是喜欢你才打你的；女生们揪住变态狂反而被老师责骂不要脸；在公司里对厕所中的偷拍摄像头心惊胆战，做同样工作收入却比同级男性同事低；婚后每逢节庆都要陪丈夫回公婆家下厨做家宴，尽管自己的父母同样也住在首尔，却从来未能陪他们一起过节；生了孩子被迫辞职成为家庭主妇，丈夫完全撒手不管；带孩子去公园里散步，捧着咖啡坐下休息一会，路过的男职员指指点点：“我也好想用老公赚来的钱买咖啡喝，整天到处闲逛，妈虫还真好命……”
在写作过程中，赵南柱收集了大量女性相关报道和统计资料，把韩国女性生活中可能遭遇的所有性别不公都糅合、投射到了“金智英”身上，刻画了一个最平凡无奇的女性，正是这种“普遍性”让许多读者产生了共鸣。《82年生的金智英》大获成功之后，赵南柱又推出了另一部女性主义小说《她的名字是》。该书由她于2017年每隔一周在《京乡新闻》上连载的文章修改集结而成，她采访了60多位女性——从9岁的小孩到69岁的老奶奶——根据她们的故事创作了28篇短篇小说。“如果说《82年生的金智英》是纵向叙述一个女性的一生经历的话，那么可以说《她的名字是》横向展现了一个时代各个年龄段的各种女性的故事。”
从《82年生的金智英》到《她的名字是》，两部小说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社会调查数据或新闻报道，给人一种平铺直叙的纪实文学之感。对于一位有着社会学背景的小说家而言，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的界限在哪里？
“我认为重要的是‘这本书讲了什么故事’而不是‘这本书是什么’，我选择用传达感情最好的方式和我最能写好的方式来写小说，”赵南柱回答，“我认为，将作品划入哪种题材其实没有关系，读者把它当作小说作品亦或是看作社会学报告，都是正确的。像《她的名字是》这部作品，根据对一个人的采访不能写成一篇小说，因此我把对60多位女性的采访写成了28篇小说。通过小说形式可以更集中地表现作品主题，塑造虚拟人物可以更容易地帮助读者理解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日益愤怒的男性
10月23日，根据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改编、由郑裕美和孔侑主演的同名影片在韩国上映，首日就超过《沉睡魔咒2》和《小丑》成为当日的票房冠军。有豆瓣网友表示，影院里80%都是女性观影者，到了电影的后半部，影院里几乎所有女性都在抽泣。在韩国电影评分网站NAVER上，女性观众为这部电影打出的平均分数是9.46，男性则是1.76，有男网友留言称电影是“一群被害妄想症的狂欢，建议送她们去心理治疗室”。
来自男性的恶评早在电影上映前就已经存在，甚至有评论认为，《82年生的金智英》撕裂了韩国社会。饰演金智英的郑裕美遭到了疯狂围攻，被诅咒这将是她的最后一部电影，更有极端网友在青瓦台网站上请愿禁止该片的拍摄。尽管就故事本身而言，《82年生的金智英》不仅毫不极端，甚至称得上温和，但依然有不少韩国男性认为阅读、宣传这部小说是在宣扬“极端女权”——一个我们相当眼熟的指控——并竭力打压那些宣称读过这本书的、或有“女权苗头”的女性公众人物。
韩国女子组合Red Velvet成员Irene（裴珠泫）在粉丝见面会上表示自己最近在读《82年生的金智英》，很多男粉丝骂她是女权主义，把她被剪碎、焚毁的照片传到网上。韩国女子组合Apink成员孙娜恩在Instagram上分享了自己正在用餐的照片，与她一同入镜的还有写着“GIRLS CAN DO ANYTHING”的手机壳。有韩国网友在照片下质问：“你是女权主义者吗？”“不要以宣传女权主义的字眼出现在大众面前。”迫于压力，孙娜恩删除了照片，经纪公司还为此专门刊文道歉称手机壳是品牌合作，不是艺人本人的想法。
事实上，大量男性政治人士、作家和艺人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示自己读过《82年生的金智英》，然而承受恶评或网络暴力的却都是年轻女性。赵南柱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同样是推荐这本书，韩国民众对男性和女性推荐人的态度截然相反——女明星推荐这本书时面对的是谩骂和诅咒，男明星推荐这本书就被认为是睿智有想法。这个现象本身就是韩国社会“厌女情绪”弥漫的表征，在赵南柱看来，在经济不好的时期，韩国男性更加担心女性发声述说自己的不满，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利，进而威胁到自己的利益，“他们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设想——男女关系是一座天平，男性和女性站在天平的两端，当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那么，男性所得到的一切都必将会向下跌落。”
一些韩国男性认为，赵南柱的小说不过是女性的无病呻吟，男性作为家庭供养者和社会基石，面临着大得多的社会压力和不公对待。有男性网友仿照《82年生的金智英》写了一部名为《90年生的金志勋》的作品，讲述一个1990年生的韩国男性的“悲惨血泪史”，例如强制服兵役、结婚要求男性出钱办婚礼、买房买车等等。
这是一种男性视角下的受害者逻辑——如今20-30岁的韩国男性，被服兵役、就业难、买房难、结婚难这几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样是（甚至比女性更是）社会中的弱者。也正是这些在经济下行、阶级固化时期步入社会的年轻男性，构成了“厌女”的主力军。《人物》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后，大批韩国职场男性面临就业率惨淡、失业率上升的现实，再加上2001年宪法法院正式撤销了自1961年起实施的对退役男性在公务员考试、企业面试等考试中给予5%加分的规定，男性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和资源剥夺感，他们将之归咎于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在坐享其成的同时却向辛苦服役工作的男性讨要更多的“特权”，厌女情绪就此酝酿开来：
“如今，在军队经历过恶劣的服役环境后，不能凭一己之力在社会上获得体面工作和地位的男性，已经习惯于将这种不幸归结于‘女性过得太好了’或者‘女权主义者要求得太多了’。他们发起反女权运动，发明各种词汇来物化女性，例如‘大酱婊’指代热爱奢侈品的女性，‘泡菜婊’指代虚荣的女性。”
如果仔细分析他们的立场，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种受限于僵化性别分工的、民粹式的逻辑。与父权式想象不同，现实是，如今已经不再将家庭视作唯一的归宿和庇护所的女性，并非坐享特权、对男性耀武扬威，而是和男性同样承受着生活的重压。《朝鲜日报》称，就业、买房和教育是韩国年轻人的三大压力来源。据统计，2018年4月，20岁至29岁的韩国年轻人失业率高达11.2%。韩国应届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平均会投递200份简历，男大学生会花一到两年找工作，女大学生的求职时间甚至会更长。韩国房屋租赁市场中独有的“全租”制度（房客预缴占房屋总价50%-70%的金额）让多数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难以独立，更罔论结婚生子。根据韩国市场调研机构EMBRAIN在2019年3月发布的报告，73.3%的韩国人想移民，近一半人表示不愿再次出生在韩国。这一调研结果显示，当下韩国人已经被竞争压力和阶级固化的悲哀前景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韩国的结婚率和生育率逐年下降。据彭博社11月27日报道，韩国7月至9月的总生育率降至0.88，为韩国有记录以来最低季度数值，远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2019年，韩国预计将创下全球最低生育率记录。为了提振生育率，韩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颁布了100余项生育奖励政策，在过去三年里投入了117万亿韩元（约合6922亿人民币），依然收效甚微。父权逻辑看不到女性在传统性别分工、个人追求和现实难题之间的挣扎，却将生育率走低归咎于女性不婚。9月2日，韩国国会男议员郑甲润在一场人事任命听证会上斥责一位50岁的未婚女经济学家不生育，称其“未能尽到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这样的态度绝非罕见。
为了更平等的未来
“我不认为讲述女性的故事就是在排斥男性，我只是想表达女性的生活和苦恼，态度和现实而已。”在谈到《82年生的金智英》遭受的恶评时，赵南柱这样告诉界面文化。在她看来，女性议题与政治经济议题和阶级构造议题是无法脱离来看的，如果解决了其他的社会问题，女性问题也能迎刃而解。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女性问题在许多其他社会议题面前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结果就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价值观变化，女性的人权却没能跟上，“现在反而是需要直视女性境况，集中关注女性问题的时候。”
漠视世界上一半人口——女性——的自由意志和发展权已经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极为不符，这是当下性别冲突日益激烈的原因。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韩国的低生育率就是韩国社会现代价值观和传统文化在女性问题上碰撞导致的病态结果之一。书评人维舟认为，现代化在东亚地区的进展太快，一方面强调解放女性，鼓励女性进入职场，另一方面传统的家长制和父权社会结构却保留了下来，在两方面作用下，东亚女性在生育上获得的支持严重不足，自然就引来了女性“生育罢工”。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环境变化，建立在农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东亚儒家性别分工在当下已经显得格格不入。保守主义者或许会相信有着悠久历史的“男尊女卑”传统是不容置疑的“命中注定”，但自工业革命起的近两个世纪历史告诉我们，女性权利扩张的必然性有其经济学解释。
在《爱，金钱和孩子》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指出，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机器在许多方面取代了人力，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看重认知和社交能力而非体力，从而削弱了男性的相对优势。在大约1850年以后，以教育和知识为形式的人力资本成为了经济发展和个人成功的关键要素。经济形态的转变带来了家庭结构的转变（由于教育的回报率变高，夫妻开始重视孩子的“质”而非“量”），随之而来的是女性权利的扩张：为了保障孩子为取得未来成功接受合适的教育——孩子的需求的紧迫性超越了男性特权——身为养育者的已婚女性的权益也应该得到保障，而不是被不负责任的丈夫任意摆布。而当20世纪中叶女权运动彻底打碎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障碍后，接受良好教育、拥有体面高薪的工作成为所有人的成功前提，传统性别角色下的男女差异进一步消弭。
也就是说，现在的女性，既是家庭人，也是社会人。在生儿育女的同时，她们也需要在职场中成就自我，两者结合的难易程度决定了她们的生育意愿。德普克和齐利博蒂指出，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也有最多的在职女性。所有生育率高于1.8的国家（如美国、法国、挪威），女性劳动参与率都高于50%，她们往往有较为充裕的育儿支持（无论是家庭内还是社会中）。与之相反的是，在低生育率国家，社会规范通常认为年轻母亲和孩子待在家中才是“适得其所”。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现代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允诺对所有人的需求和欲望予以同等的尊重。在当下世界，占有他人的身体和服务、剥夺他人选择的权利、贬低他人的尊严与价值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会被谴责，然而当这个他人是“女性”的时候，许多地方的意识形态、法律和经济制度却依然恪守传统。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这其中的不合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认为，“政治学是对权力的阐释：谁拥有权力，如何定义权力，又如何行使权力”，权力应该由男性来掌握、选择应该由男性来做、女性的身体应该被男性控制——这样一种尊卑有别的权力结构千百年来构成了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机制运行的基础，艾斯勒称之为“统治关系模式”，即社会中的一半人凌驾于另一半人之上，用恐惧或暴力维持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在统治关系的社会中，男性高于女性，国王高于臣民，人高于自然，这种思维自然而然地对人做出高低贵贱之分。因此，被剥夺权力的弱者往往挥刀向更弱者，以发泄自己被压抑的恐惧与痛苦，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社会统治关系模式越根深蒂固，它对弱势群体——无论是女性、LGBTQ、少数族裔还是不具备资本的弱者——的歧视和打压就越严重。艾斯勒认为，现代社会正在经历从统治关系模式向伙伴关系模式过渡的文化范式转向，这个过程痛苦漫长，却不容逆转。
女性的觉醒和反抗是推动这个过程的重要一环。韩国女性近年来越来越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参加女性活动、游行集会、政府请愿，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东亚社会涌动着的动人变化。赵南柱在新书《她的名字是》里讲述了许多这样的故事：她们是遭遇职场性骚扰，虽然困难重重却坚持上诉曝光的白领；是工作了二十年，终于争取到全职待遇的劳务公司派遣员工；是抗议萨德部署的奶奶……
赵南柱在写作中有一个习惯，会在作品最后写一篇“作者的话”。在《她的名字是》里，她把“作者的话”写成了虚构的故事。赵南柱这样描述她站在40岁当口心中汹涌的社会责任感：
“从此以后，我不会只被周边情况影响。我的态度和价值观也要影响周围的人和组织，甚至影响到更广阔的范围，也就是社会。我想做个有责任感的成年人。”
在她看来，韩国的女性们正在经历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女性们签名、抗议、走上街头，女性中心的叙事在大众文化和文学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这样的发声绝非没有意义。“反对的声音已经减弱了，如果说之前是充斥着失败意识和冷嘲热讽的话，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正在直接经历这个时代，女性自己发声，世界随之改变。我认为女性的这种体验和坚信不会被轻易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