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或者在海上
文丨汗漫
白莲泾：在还俗中还乡
1
黄浦江的这条支流，长约二十公里，途经浦东地区的北蔡、花木、严桥、六里——像一支白莲？曲折穿越北蔡、花木、严桥、六里日益密集的人烟，伸向黄浦江上的灯影鸥鸣。
移居白莲泾边一座公寓，我没有在白莲泾看见白莲。只能从“白莲泾”这一名字，猜想出早年莲花摇荡、桨声欸乃的景色。像失恋的人，只拥有恋人的名字而已——即便重逢，那人已经与最初的爱意美感，无关了。
研究浦东地图，发现这条河时窄时宽、时南时北，大致上融入东部的川杨河，进入东海。也就是说，通过白莲泾、川杨河，黄浦江与东海提前沟通了一些咸淡滋味、小道消息，而不仅仅让黄浦江下游崇明岛处的入海口，这张大口，发表一番“关于在潮汐节奏、滩涂延展、货运业、旅游业、鸟类保护等等问题上加强江海合作”的新闻公报。
白莲泾就是一条曲径，通往花木深沉的大海，一条鱼就是一个参禅悟道之人。
2
白莲泾两侧，有写字楼、磁悬浮车站、地铁六号线、白莲泾汽车站、后滩、世博园、南码头渡口——这一渡口，位于白莲泾与黄浦江汇合处，像久别重逢的恋人，拥抱在一起。
尽管隧道与大桥密集联系起黄浦江两岸，南码头依旧有不少乘客，骑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直接上了渡船，去西岸工作、探亲、游荡。卖轮渡票的两个小窗，很陈旧，像一双计划经济时代的眼睛——两个卖票女子坐在小窗子内的阴影里，像两只疲倦的眼珠。
白莲泾两侧均修筑起防洪墙，使河边居民无法近距离与河水交流感情。站在楼上、桥上，才能俯视被防洪墙所制约的这一失去自由度的蜿蜒细流。
一个夏日中午，我在浦三路桥上站半天。河面，有一男子裸着上半身坐于旧汽车拆下的轮胎上，停滞在桥墩处的阴影里，避暑。像一只很简陋的蜻蜓，立在一朵凑凑合合的莲花上。几分钟后，他用一把破扫帚作为桨，慢慢拨动河水，朝南码头渡口方向缓缓移动——一种行为艺术，在纪念多年前一叶满载莲藕的小舟？
白莲泾旁有古寺，传说，寺内有身怀绝技的僧人：脚踩水桶，手握树枝拨动流水，渡过白莲泾——像诗人脚踩墨水瓶，手握毛笔，拨动一行行句子，就能渡过一页白纸。这一传说中的情景，我没有看到。就像一个诗人伏案写作的场景，他人无法目睹，除非这写作成为一种表演，诗成为一种商品。
3
2010年举办世界博览会的世博园，目前正转型为商务休闲区。当年汹涌的人流，不复存在。大部分国家馆、企业馆拆除，仅保留以下建筑物：
——沙特馆，世界博览会期间最热门的国家馆，现更名为“月亮船”。幕天席地的电子屏幕持续播放中东地区的沙漠、天空，让游客产生鸟儿飞翔的眩晕感。作一只中东的鸟，需要学会热爱那广大而寂寞的黄与蓝。
——意大利馆，更名为“意大利时尚文化中心”，各种名车、首饰等奢侈品荟萃闪耀。类似于一种雌雄同体的事物，自我繁殖着虚荣与傲慢。
——中国馆，更名为“国家艺术宫”，动画版的《清明上河图》永久展出，并举办各种美术展览。我进入其中，看了“米勒、库尔贝及法国写实主义画家作品展”的八个章节：“风景：从柯罗到库尔贝”“米勒”“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画家‘梦蝶’”“布尔乔亚的低调魅力”“孩童”“苍生疾苦振臂一呼”。尤其喜欢米勒：浓雾中渐渐浮现的牛群、月光里的羊、与天空一起弯下腰肢的农妇、湿润的土地……一个细节：《春》，画面左侧一个不起眼的“丫”字形树干，仿佛儿童举臂拥抱天空。米勒和库尔贝，一概在法国乡村里长大，“撒手播种，用腰部插秧”（勒内·夏尔），终生描绘乡村。“一种诚实的写作，范围不应该超过三十平方英里”，诚实的绘画，是否画笔范围也不会超出家乡的三十平方英里？
黄浦江上的卢浦大桥、南浦大桥，像括号，继续怀抱省略号一样的江水、灯火、记忆……
整个世博园区像下完棋之后的棋盘，大部分棋子（建筑、人）消失，但棋子行走的线条、道路仍在，暗暗期待复盘，去重现2010年喧嚣涌动的夏季和秋天？
4
后滩公园，是上海钢铁厂原址改造而成的湿地公园——像现代之后是后现代，需要后退一步，让钢铁的灼烫，后退出湿地的清凉。
将工业遗址还原为大自然，像米勒、库尔贝画笔下关于乡土的写实主义作品。
世界博览会期间，我并未到此一游，而是热衷于排队去欧美展馆区域，假装到达了巴黎或柏林。多年过去，对那些热情展示未来科技进步趋势的发达国家展馆，印象模糊不清。更快、更高、更强的欲望冲动，模糊不清。脑海中浮动着的，反而是非洲国家展区内更慢、更矮、更弱的独木舟、海水、阳光、女性木雕……以及猛然意识到的后滩。
目前，我往往在周末步行来后滩晃荡一个下午，像探亲，充满归意。
游人不多，芦苇拥挤。原上海钢铁厂内流水线的位置，成为真诚的小溪流水，大致与二十米外的黄浦江平行——点点钢花，转化为水中暗红色的游鱼。荷叶被秋风吹老，边缘剥蚀如同绿裙子上的蕾丝花边。一只蜻蜓或一缕秋光把荷叶穿在身上，微弱地跳舞。我像失业复失恋的炼钢工人，充满挫败感；也像一块废铁，余生尚能加固一段溪岸？一座小桥？
鸟群掠过我，像钢厂里的天车掠过一个炼钢工人或一块废铁。
一个俯身溪边玩耍的孩子指尖滴水，自言自语：“空调滴水……”我笑了。这肯定是一个在电器之间生长的孩子。拥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指尖滴水，只会想到青瓦屋檐上的雨季。
南京诗人韩东，有一首诗《温柔的部分》：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 / 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 / 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 / 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最初的经历，影响一个人的身体构成与运行。无论韩东，还是我。后滩芦苇拥挤的溪岸，总使我感觉回到河南南部的唐河与童年——那时，那地，芦苇拥挤，白头到老。
草地上有许多帐篷。帐篷紧闭，外面摆一双高跟鞋、一双皮鞋，可以推想内部是一对夫妻或情人。有人把下半身伸出了小帐篷门外，像河蚌张开了一半。更多聚会场景，显然是一个家族的亲人或友人，团坐在布毯上，享受阳光、风、江上汽笛声——巨大的货轮、游轮掠过江面，像后滩进入梦乡后，反复看见的一抹巨大阴影和征兆？我和周围游人，大约也是后滩梦中的景象之一，但转瞬即逝。
万物嚣扰，众生奔竞，仍需要内心若干角落归属野外和自然。后滩，给予这“若干角落”一个形状，像佛龛给予禅意一种形状，戒指给予恋情一种形状，米勒的画框给予乡村一种形状。
野外的风、禅意里的月色、恋爱中的热、颜料内的乡村、诗行间的轻轻一跃，都应该有能力散发出驴粪、马粪、牛粪的勃然腥气，以及野草、泥土、流水的无限芬芳。让聆听者、感受者、恋爱者、阅读者，觉得自己也脱掉皮鞋，处于驴粪、马粪、牛粪、野草、泥土和流水之中了。艺术的目的或者说牧笛、墓地，就在于召唤一个人——比如米勒或库尔贝——还乡，乘着驴粪、马粪、牛粪、野草、泥土、流水的气息。还乡。安然入睡。
后滩，就是我还乡过程中的一个驿站。在后滩，给内心的马匹喂草、喝水，然后骑上去，消失。
当然，后滩永在，因高枕江岸而无忧，等待新人新时代的出现——江声浩荡，自枕边升起。
5
“天色已晚，唐僧勒马道：‘徒弟，今宵何处安身也？’行者道：‘师父，出家人莫说那在家人的话。’三藏道：‘在家人怎么样？出家人怎么样？’行者道：‘在家人，这时候温床暖被，怀中抱子，脚后蹬妻，自自在在睡觉；我等出家人，哪里能够！便是要戴月披星，餐风宿水，有路且行，无路方住。’”
《西游记》中的孙行者在牢骚，很可爱，唐僧的厚朴很可爱。
这世上，在家人毕竟多于出家人。出家人怀乡，在家的人却喜欢失眠，从清晨开始做白日梦，颠倒时间的秩序。与身体周边的世界格格不入，是伟大的征兆，也可能通向崩溃。
在白莲泾旁边地铁七号线杨高南路站，我一日复一日进出，离家去静安寺附近的一个公司上班。回家，天色已晚。这同样是一种尘世里的求道与修行吧。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每每写到河流与树林，总有两个句子重复出现：“一派大江，遍地芦荻”，“猛恶林子”。人物、行为、光线、节气、一个句子、一种场景，重复出现，像白天、黑夜重复出现，妖精般的欲望、恶魔般的伤害，重复出现，产生节奏和秩序。万事万物存在于节奏和秩序之中，不论出家与在家。
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入睡。清晨被闹钟惊醒，洗脸、刷牙、喝牛奶、换衣、乘地铁、一派大江在头顶横越、浮现于静安寺站、穿过一片不太猛恶的公园林子……
重复。在重复中产生出节奏和秩序，使一生不再显得那样难以掌控、冗长。像僧人，也需要暮鼓与晨钟，来分一分经文中的段落。
6
每月进入白莲泾桥边的理发店一次，形成节奏。
全中国所有的理发店都相似：门口有缓缓转动的理发业标志，五彩闪烁；墙壁贴满各种发型的照片，为顾客们想象头部风景提供依据；悬空于室内一角的电视机，播放歌手韩红的女高音或韩剧，顾客和理发师偶尔斜着眼睛瞟上几眼；烫发者满头缀着各种用来定型的夹子，像局部的刺猬；头戴巨大钟形头盔蒸腾头发的女人如飞行员，朝镜中日益渺茫的美飞去；理发师的发型一律怪异如艺术家，头发漫长，耳环摇荡；低胸性感女孩为男性顾客洗头，染黄发的男孩，为女性顾客捶肩……
“先生的职业是……公司职员，好，那发型就应当谨慎一些，但又不能太沉闷……让上司既放心又开心……你看，你看，这样子是不是显得既洒脱又本分？”初次进入店内，理发师对我如此探问。他是一个在顾客脑海附近观察与劳作的家伙、海岸上的家伙，像半个社会学家。显然，一个公司职员的发型，既不能暴怒如台风中的大海，也不能冷漠如结冰的海面明亮——
夏日盛大热烈。理发师建议：“等你退休，或当上大老板，我给你设计个新发型，介于光头、板寸之间，有杀气，还风凉！”
憧憬这样一个有杀气且风凉的年代的到来：杀掉内心的卑怯，凉却欲望的灼烫。
月复一月，被理发师的剪子，改变种种私心杂念滋生之地的风貌。他拿出镜子，让我看看后脑——像一辆汽车需要配置倒车镜和后视镜？在理发店，借助于面前大镜子和理发师手中的小镜子，看见往事与前景——像一个自己，在反对另一个自己。
像出家，反对在家？
7
白莲泾公园成为我每日傍晚的散步之地，那里的林子，不猛恶。
看不到流水。在防洪墙下的步道上感觉到几分水汽。墙顶有野草蓬生，随风摇摆——我不能怀揣道德上的优越感，指责墙头草立场不稳。它的立场在草根处，不在我一方，也不在白莲泾一方。它超越人类和白莲泾，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内心。
公园一角，有暂时露天堆积的废弃家具：沙发、席梦思、床头柜、书桌、餐桌、落地灯……依旧在回味室内生活？尤其是残留着汗息、体温、血迹的席梦思，方方正正，像一本封面破损的长篇小说，弹簧里蓄积了爱恨情仇所造成的巨大张力和弹性。若干人站在这些废弃家具旁，观察、议论、发呆，大概想起一部分隐秘的自我。趁暮色，会有人把白天里看中的某把椅子或某张沙发，捆在摩托上或者三轮车上，拉回家去，让这些家具拥有新生活和存在感。
在路灯燃亮前后，有三群人在跳集体舞，一群人在合唱，若干人捏着手机走路计步。偶尔，大家会闭嘴，止步，抬起头，看公园上空的风筝、鸟，以及更高处的云朵、飞机。相比之下，看见鸟和云朵更愉快一些。
尽管像旧家具一样被废弃、像白莲泾一样被制约，但鸟群和云朵，仍然存在于我们头顶，这尘埃里的生活就能够持续下去——相信鸟和云朵，仰起头，就是一种简单的信仰、一次短暂的出家。低下头，回家，就是还俗。反复地出与还，一生就这样延展而后收束。
夜深了，头顶树叶在风的撩拨下，忍不住发出喘息与叹息。
隐约有大鸟开始飞出、飞入树林，呼喊、闪现而后消失。可能是乌鸦与猫头鹰，草丛中的鼠类应该开始警惕了。生物学家调查发现，上海各大公园、植物园中藏匿的鹰类，近年迅速增加数量，表明城市生态好转，不必再施以药剂除鼠。鸽子或许会对周围巨大的飞行者的密集出现，感到不安吧。
2016年冬，我与妻去美国看望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儿子。纽约中央公园、时代广场上，有巨鹰展翅一掠而过。据说，全纽约有二百余只巨鹰在游荡，把摩天大厦作为悬崖来热爱，频频攻击烟囱上正在干活的维修工。
隐约有大鸟飞过白莲泾。我手机里的计步器数字渐渐达到一万步，在朋友圈排行榜里处于不前不后的位置。连“散步”这样一种私密、个人化的活动，也被新时代纳入竞争领域——据说，有人把手机放在一种模拟走路的摇摆器上，坐在沙发里看它替自己“走路”；或者把手机拴在宠物狗身上，让它奔跑，替主人赢得某个圈子内的欢呼和奖励。
我没有这样的摇摆器和宠物狗。用真实的双脚走下去，拒绝为声名和利益，模拟出奔跑、先进的姿态。
“水流心不竞”。杜甫的句子。这个沉郁顿挫、多病登高的故乡中原的人，在晚年，在异乡流水面前，终于获得内心的安定。真好。
8
大汗淋漓地走进家门，我显然不是早年此地田野里的农夫。
有白莲泾哗哗流动，有大鸟在空中掠过，而不是只拥有若干虚无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就好。尽管没有白莲，也还算好。像某个人早已失联，但知道她面目全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也还算好。
坐在沙发上很快就会入睡，鼾声震天，姿态庸俗。我对有能力夜晚失眠、白日入梦的人，充满敬意——他有强大的内心和独自占有的夜晚。当他终于睡去，阳光灿烂，我在大街、广场、写字楼奔竞，携带海量的无聊和疲倦。
与现实秩序进行对抗的人中，有哲学家、诗人、忧郁症患者。这些台灯、床头灯下的思想行动者，是夜色中深刻的一部分——哲学、诗歌、忧郁，都具有夜晚气质:从具体的事物里抽身而出，在抽象中近于万象，像白莲泾不再需要白莲。
从小说家转型成为散文家的张承志也喜欢夜晚，睡眠不好。他有名篇《静夜功课》，说：“应该有这样的夜：独自一人闭锁黑暗中思索的夜。”“白昼为鬼，入夜作人”，这似乎也是孙行者的理想：怀中抱子，脚后蹬妻。
白昼的张承志四处游历。倘若为鬼，一个作家，也应该是楚辞中性别不明的美好山鬼——脸蓝，手持笔杆变形而成的桂枝。“鬼”者，“归”也，“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何处是归程？长夜更短昼。
在白莲泾，在上海，我也在昼与夜、鬼与人之间徘徊，充满种种阴暗、隐痛、尴尬、不纯粹。
但我业余写作，在世俗中抵抗庸俗与恶俗，就不至于陷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里去吧。
奉贤海湾：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1
在此处，陆地结尾，东海开幕。
近海水面泥黄，不见蔚蓝。坐夜航船，天亮可以到达海上佛山普陀岛。那一座岛屿，海蓝与云白亲密团聚，在一座座寺庙周围生发阵雨。
我在奉贤海湾码头上，想了想普陀岛所属的舟山群岛——万山如舟浮荡于东海。眼前泥黄的海水动荡不定，像我与舟山群岛上的某人，在朝两个方向拽着、拧着的一个黄绸质地的湿被单——船、鱼群和岛屿，是被单上的图案？一半泥黄、一半蔚蓝的湿被单。
想象对岸那个可以一起拽、一起拧湿被单的人，苍茫可亲。
海滨游乐场门票十元一张，吸引游人去坐高大的转轮。转轮上的人寥寥无几，且微微。他们在遥望普陀岛方向的一线佛光？更可能在俯瞰一公里外的海滨墓园——
公正的中午在那里用火焰织成 / 大海，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 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一番深思，/ 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这是法国诗人瓦雷里的名诗《海滨墓园》。
若干辆旅行社客车停在海滨墓园门口——那些举三角旗的导游，在墓地内如何导游？他们会举着喇叭说：“这里是人生最后一站，累了的游客就不用再上车了，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吧！”我有些好奇,但止步不前。我虚脱的身体，必须远离有力的幽灵。
2
奉贤，即敬奉前贤——孔子的学生子游，即言偃。常熟虞山有言子墓，即言偃之墓。墓前牌坊上镌刻四个大字“南方夫子”。
在孔子的众多学生中，吴国人子游，是唯一来自长江以南的求学者。在孔子引领下，子路、子游们作为中国早期的思想者，建立起了道德、礼仪、秩序、美学等等知识体系，从而使汉家人性得以涵育光大。
在《论语》中，子游屡屡出现，提问或回答提问。比如，关于丧礼，子游认为：尽哀即可，不必把自己哭死过去才能表达孝心。再比如，对待君主、友人，子游认为：不要没有距离感地唠唠叨叨，否则自取其辱、孤立无朋等等。
离开孔子后，子游出任鲁国武城宰。孔子来访，听到小城里弦歌四起，问子游是怎么回事。子游解释是用音乐教化民众。孔子笑了。子游说老师教导过我，官员学习音乐就有仁爱之心，那么百姓学习音乐也会易于管教啊。孔子听了，有些惭愧，言偃说得对呀，我戏言而已。孔子善于嘲人，也长于自嘲，就比塑像里的那个圣人可爱了。
子游捧上两把武城蜜枣后，孔子吃着蜜枣，更开心了。问子游，在这里发现人才没有啊？子游回答，发现一个明叫澹台灭明的人，他从不走小路斜径，没有公事也从不到我房间来说闲话，是一个正直有为者。
考察完子游的履职情况，孔子感叹，吾门有偃，吾道其南——有了子游，我的思想就能在南方广为传播了。一生没有越出中原，这是孔子的遗憾。
后来，子游、澹台灭明先后越过长江，在南方这一当时的荒蛮之地，办学兴礼，启蒙众生。暮年，子游定居东海边，开馆授课。去世后，当地百姓建立“奉贤祠”。这一方城阙人烟，也就被命名为“奉贤”。
子游之后，南方有了自己的思想——充满盐粒、风声和渔火，有力、广阔、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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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堤蜿蜒，有两个人带着孩子放风筝。风筝线漫长，似乎可以把天地缝纫在一起。漫游的亡灵们累了，就能顺着风筝线从天上滑落地面，回到人间？
油菜花盛开，大面积抵抗死神的阴影。
想起“田野调查”这一人类学学科概念：直接在现场观察、研究，得到数据和初步结论，这是书斋工作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一种方法论，因“田野”二字，充满诗意。
拐进油菜田，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田野调查者，只差手拿小笔记本和钢笔了。多年前，费孝通先生穿中山装在江南田野走动，手拿小笔记本和钢笔。现在，身上沾了些许油菜花的花粉，鲜艳的黄，使我显得有些轻浮——没有小笔记本和钢笔在手，一个男人在鲜艳的包围里，不容易保持端庄和沉静。试图拂去，那黄反而像油画颜料一样印在衣襟上。蜜蜂在周围出现，说明我含糖量有所提高、毒素下降。它们飞得慢，身体超重，像微型直升机，能顺利在蜂箱里着陆吗？
一群鸭子从庞大梨园里缓慢浮出，扑入池塘，原本低沉的嘀嘀咕咕声，突然高亢起来，开始嘎嘎嘎嘎议论我所未知的事情。四月，梨园白，池塘暖。鸭子身躯庞大，腿细弱，在水里游动比在地上行走要轻松愉快。但梨园里有虫子、草、蚂蚱，吃了一阵水里的小鱼、贝壳之后，鸭子们又摇摇晃晃上岸，嘀咕着，喘息着，朝梨园深处缓缓而去，调整饮食结构。
鸭子只能散养，适宜在水和果树间生活。虫子、草、蚂蚱、小鱼、贝壳之外的饲料和添加剂，它们一概拒绝，就无法像鸡、猪、牛那样规模化养殖。这个梨园和鸭群，被高高的细铁丝网漫长地围了一周。这样的网，在上海郊区屡屡可见，尤其在海湾一带。我蹲在河塘边数了半天鸭子，但它们不断变幻的格局，使数字一直无法明确。梨园女主人笑了，揭晓答案：三百二十五只。
梨园中央有巨大鸭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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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巴金、诗人辛笛、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等等作家、画家、表演艺术家、学者、医生、记者，都曾经在这一带的各个五七干校劳动，拥有养鸭养猪一类的农事经历。
如今，那些农场成为海湾森林公园，种满梅花、牡丹、松树，在大海的衬托下成为美景。一部分五七干校旧址，化身为上海旅游专科学校、华东理工大学等等高校的校区——在奉贤，知识与知识分子终于重获古老尊严。
辛笛是九叶派诗人之一，其他八位诗人是穆旦、郑敏、陈敬容、唐祈、唐湜、袁可嘉、杜运燮、曹辛之。九片叶子，在抗战时期萌发新绿，虽历遭磨难，始终坚持与光合作——以光合作用，保持对于人性的信心，使语言充盈叶绿素和氧气。
在奉贤，日常生活能力很差的辛笛，年近六旬，学会种菜、拔草、插秧、沤肥、开沟挖渠、挑水，学会用竹子制作衣架、肥皂盒、台灯座、灯罩。猪圈里的小猪听到饲养员辛笛的脚步声，格外欢喜、喧闹——他口袋里总是装着节省下来的砂糖，冲糖水给没有奶水可咀嚼的小猪吃。喂完糖水，站在猪圈旁边的小桥上，面对薄雾笼罩中的大海，辛笛的诗人气质终于不可抑制地流露出来，吟诵起苏曼殊的诗句：“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2004年，辛笛去世，终年九十二岁。与穆旦等友人相比，算是获得一个完整、平静的暮年。像河流终于流进大海，没有中途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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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女主人穿着围裙，腰间系一巨大钱包，向行人兜售鸭蛋、鸭。鸭蛋十元钱一个，鸭子一百六十元一只。与我聊天过程中，她卖掉两只鸭子、四十三个鸭蛋。
“都是你们上海人来买的。”她这样说，好像“上海”是另外一个地方，与她没太大关联——鸭子、鸭蛋，大概比她与上海的关系更好。
依靠梨园、鸭子和一片稻田生活，“不累，海边空气清爽，吃自己养的鸡鸭、自己种的菜和米，喝自家的井水，比你们过得安心。就怕生急病，离上海远。”
她家曾经世代是渔民，有大船小船去普陀岛以外的远洋捕鱼，也运货到山东青岛、浙江宁波。“现在都改行种地，或进城做生意了。捕鱼辛苦，艰难。我们海湾有梅花节、菜花节、梨花节、桃花节，就是想把你们招引来过节——你们不过节不出城啊！春天你们来看梅花、油菜花、梨花，夏天你们来摘梨。秋天以后你们就不来了，城里桂花多——阿拉梨花、油菜花土气，进不了城呵。”
我说：“那桂花也是咱海湾的花进城去打工的吧？”她哈哈大笑。问她奉贤祠在哪里，她说早没有了。子游的事迹，大概她也不清楚。
帆起了/ 帆向落日的去处/ 明净与古老/ 风帆吻着暗色的水/ 有如黑蝶与白蝶/ 明月照在当头/ 青色的蛇/ 弄着银色的明珠/ 桅上的人语/ 风吹过来/ 水手问起雨和星辰——辛笛写于1934年的成名作《航》。笔杆也像桅杆。笔杆上的人语，从春秋时代不休不息吹过来，告诉我们从前的雨、从前的星辰。
现实的海风带着新鲜泥土气息，一阵一阵吹来，修正、安抚我的嗅觉和南方思想。
一群白云像白衣贤人，在那片巨阔的油菜田上空，散漫而去。
安福路：在即兴演出中等候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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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若干小剧场组成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安福路。一条因话剧而著名的小街。
在安福路，可随时与戏剧界的大腕，附近上海戏剧学院的红男绿女，擦肩而过。“去安福路看话剧”，是朋友、情侣之间时尚的约会方式——去安福路，看另外一种说话方式，非现实的诗意说话方式。
这些只容纳一百人左右的小剧场，上演剧目都成为整个城市热议的话题：《艺术》《皮脸》《短打契诃夫》《卡布其诺的咸味》《偷心》《天堂的隔壁是疯人院》《和我的前妻谈恋爱》《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主题偏爱于回忆、遗忘、杜撰、想象等精神活动的表现，与上海大剧院、美琪大剧院中上演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白鹿原》《日出》《雷雨》等等剧目，构成反差和对比——现实主义是大的，应当让两千人以上的观众乃至大剧院以外的人民，形成共鸣共识而非歧义；超现实主义是小的，自我的，尖锐的，刺破独属于一个人的梦境。
荒诞、变形、自嘲、爱情，这些元素，是一部小剧场话剧获得成功的秘密——荒诞，使人震撼；变形，使人陌生；自嘲，使人愉悦；爱情，使人忧伤……
黑暗的观众席上，一双双眼睛透过“舞台之窗”，偷窥，继而怀疑世界的真相与幻象，获得隐秘愉悦——一场小规模的集体偷窥，使观众们在两小时左右的时间内，逃离世俗生活中的角色：警察，官员，火车司机，流浪者，教师，作家，学者，记者，银行职员，地铁司机……唤起彼此同谋同道的感觉，摆脱大街人流中的孤单和平庸。
需要一个剧场，使我们成为旁观者。类似于需要咖啡馆，使我们有理由躲在某个角落，凝视窗外行动着的人流和事物，幸福感就油然而生：终于甩掉命运，这一只贴地而嗅、追袭不止的老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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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性、商业之城。长相被称作卖相——可以买卖的相貌。卖相好的人，拥有不寻常的命运，为作家、艺术家们提供灵感和表达动力。
在上海，一个男人约另一个男人喝酒，“另一个男人”在去酒吧的路上猜测：“签合同？还是为借钱？怎样才有回旋余地？还是AA吧。”一个男人约一个女人吃饭，女人中途走进餐厅洗手间对镜补妆，暗自盘算：“这个男人是为了和我一次性上床，还是一生性上床？菜又点得那么丰盛……怎么办？做女人难，做性感的女人更难呀。”
在理性、商业的上海，剧场，这一个感性、性感的地方，适合恋人们借鉴演员般的话语方式，为爱情提供参照和资源——爱情，就是一桩发生在情人之间的小话剧。对白不够，身体弥补，身体疲劳就熄灯闭幕……无人旁观，或悲或喜或不了了之，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坐在观众席上的阴影内，目睹舞台上情侣间的绚烂或哀凉，他们对编剧的想象力惊叹或不屑。走出剧场，女人会对男人妩媚一笑，伤员般粘在这个战友身上——安福路上停放的一系列轿车，像停战后的坦克，周围落叶如弹壳。当然，女人男人之间的目光，也可能因为这一台话剧而突然变得陌生、游离、避免接触。
一对情人“自己的话剧”的情节走向，有可能在次日清晨改变——以舞台上的男女为镜，看到自己爱情中的一个个漏洞和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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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某个人独自来看一场话剧，在剧场内随意选择某个位置坐下来，他两侧的空白，直到接近满座以后才会有人犹豫不决来试探、填充：“请问这里有人坐吗？”周围，大都是结伴而来的朋友、夫妻或情人。
两个人结伴来看话剧是合适的。独自看一场话剧，他，或许是路过上海的异乡人，被这场话剧或这一剧场吸引，在旅馆放下行李，匆匆赶来。他也可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异乡人，独身，没有合适的同伴尤其是女伴来消除孤独，只能在那些话剧演员的独白、对白中，贪婪捕捉昔日情人的语调和气息……
为避免过度彰显自我，他可能在走廊上持久徘徊，状若等待一个迟到的人，直到剧场转暗帷幕开启，才在剩余空位上潦草坐下。旁边是上海戏剧学院做着明星梦的学生，手捏某个著名演员刚刚签名的话剧广告单，满脸的明媚、激动和无知。
“一代新人的生活开始了。他们的话剧开始了！”缩在阴影里，一个孤独的观察者，嘀咕着、嫉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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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路201号，一个花园式别墅，三层结构——曾经是若干旧人的舞台。
草木掩映下的两个石狮子，微微绿，想变成绿狮子？与外滩那两个著名石狮子形似，神不似，有些逍遥和惆怅。目前，此地是一家演艺培训中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是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青年话剧团的团址。继续向前追溯，则是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官邸。吴国桢与周恩来有同窗之谊，义结金兰，最终却走了两条道路。1949年，吴国桢担任台湾省长，终老于岛上。
复上溯，此地曾是著名汉奸潘三省和上海名媛王吉的私宅。
潘三省在日本人的庇护、支撑下，开立多家赌场，出任数家银行、企业的董事长等要职，以“小杜月笙”自居，名闻沦陷时期的上海。平日去武定西路上的会员制赌场“兆丰花园”，接待形形色色的要人、日本人——门前有日本军人牵狼狗把守，楼上有赌具、烟具和风情女子。兆丰花园，目前是上海爱乐乐团的地址——乐器比赌具和烟具嘹亮、动人。
王吉，面若桃李，初为伴舞女郎，舞风妖娆如春风中动荡不定的桃李树。精通英语、法语、日语，擅画梅花，被画家符铁年收为弟子。有唱功，与梅兰芳合作《游园惊梦》，惊艳上海滩。1939年，在愚园路一幢花园洋房创办“春秋戏剧学校”，设有戏剧、话剧两个专业，亲自授课。初恋对象为严姓公子，家境清寒。后嫁一秦姓汉奸官员，发现其情感史复杂，遂离婚。秦纠缠不已，王吉说：“你以为你是汉奸就能逼我复婚？我再嫁一个比你凶恶，比你有钱的大汉奸给你看看！”
潘三省被王吉的豪言壮语召唤，自荐：“我符合条件吗？”王吉笑了。两个人就在安福路潘公馆结婚。一场新话剧，开始了。女主角王吉穿着拖地黑色旗袍，如同黑夜里的桃李树，照拂其他演员——那些汪伪政府要员，在安福路、潘公馆出出进进，成为潘和王两个主角之间剧情的背景、伏笔和动力。郑苹如刺杀丁默邨，就是在潘公馆吃完饭后，发生在南京路上西伯利亚皮草店的另一场男女话剧的高潮。
后来，潘三省恋上其他女子。王吉与初恋严姓公子复合，去香港，此后默默无闻。
王吉被誉为“乱世佳人”——在乱世中成为佳人，那乱世，就是适合她的一个好剧本、好剧场。天下太平，就演不下去了。
5
安福路周边是武康路、长乐路、五原路、乌鲁木齐路、华山路。气质与景象类似。曾经属于法租界地区，法国梧桐掩映着街道上巴黎般的风情。
街道旁边别墅连绵，黑色铁质门扉往往紧闭。过客与居民擦肩而过，各怀心事，东张西望，没有了南京路上的匆忙、淮海路上的拥挤。街区幽深、安静，连公共汽车都不容通过，散发出一种无所事事的诗意。
长乐路上有摄影家沙飞旧居。武康路上，有一个小巧、圆弧形、铁质的朱丽叶阳台，供许多少年仰望，那姿态像在表演罗密欧？街道、弄堂也是舞台，无数旧故事落幕，余音缭绕。陈立夫、陈果夫、李及兰、曹荻秋、黄兴、唐绍仪、姚文元、贺子珍……这些官员、革命者、文人、巨贾，次第出现于安福路周边街区，在各自剧情里独白、对白，为上海贡献种种传奇与流言。
游客徘徊流连，盯着保护建筑铭牌上的说明文字，像话剧观众读剧本梗概。但它们过于简略、含混，留下巨大想象空间和不确定性，以便于各种新人产生代入感，想象自己成为其中的主人公、配角、剧务、道具师、化妆师。
华山路上有著名的华园，曾居住一对京昆表演艺术家俞振飞、言慧珠。1966年的一个深夜，言慧珠用白绫结束生命。遗体被运出华园，还光着一双脚，俞振飞拦住不放，为这个因性格差异巨大而分居多年的妻子，穿上丝袜。一个进入剧院、走在街头总是引发惊叹的美艳女子，烟消云散。
年逾花甲的俞振飞则咬紧牙关，活下来。俞振飞使昆曲小生这一类型，由脂粉气变为书卷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与武汉京剧团的李蔷华结婚。邓小平夫妇曾经宴请俞振飞、李蔷华。京剧名角关栋天，即李蔷华之子。
俞振飞文章也很好，描写过昆曲中的两种主要乐器：笛子和小锣。他说，最好的笛师在伴奏时会扔掉自己，跟着演唱者的气口和尺寸，紧密回应，锦上添花，“倘若唱得没有交代，怎能埋怨笛子配得不好呢？”小锣也能打出气氛，“为演唱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他回忆，苏州河沿街一家响器铺里有位老师傅，极有本领，“买客需要小锣定什么调，他手里的榔头‘呯’地一下，就能打出什么调，真是‘一锤定音’！”
一代代的气口、尺寸、音调，各自琢磨，交相应答，成就种种喜剧、悲剧、闹剧，在上海滩不休不息。
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剧本，即兴演出吧，等候高潮。
6
安福路旧称为“巨泼来斯路”。不知道是法国的什么人名或地名。东西全长不到一千米，最西端是一家著名的咖啡馆“马里昂巴”，坐满散场后的观众、卸妆后的演员。也有美女在此守株待兔，等候某个兔子一般狡猾的名导，撞上某种抽象的树，来转折她的剧情和命运。
咖啡馆的名字，源于法国“新小说派”代表罗勃•格里叶编剧、阿仑•雷乃导演的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一部形式感探索性很强的电影。故事梗概：主人公男人x告诉女人a，一年前，他们在这里相识相爱，她许诺一年后的今天携手出走。a面对陌生的x难以置信。x不断出现在a面前，描述他们在一起的种种细节。a恍惚，怀疑自己记忆的可靠性，相信或许真有一些事情，在去年发生于两人之间——记忆与现实发生冲突和纠缠，镜中之镜，呈现可能的“去年”。情节凌乱，对话诗意盎然。
这家马里昂巴咖啡馆的主人，大概也是恍惚的人。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剧场之外，在“非现实”的安福路，一家用旧英文报纸糊成天花板、各式淘来的旧家具作为桌椅、老式唱片机挥发出轻柔音乐的咖啡馆取名“马里昂巴”，是合适的。相爱或相怨的人，脚碰脚，面对面，怀疑记忆、修改往事，在对方身上重组一个崭新的、可能的自己，重组另外一种去年的生活，是合适的。
在剧场内沉浸于回忆、遗忘、杜撰，在安福路以外的上海，或全中国，将各自生活按照现实逻辑进行到底。活在当下，而不是“马里昂巴的去年”。人人拥有各自可能的往事和明天，继而获得虚拟而真实的小甜蜜、大惆怅。
剧场，以及剧场般的夜晚、咖啡馆，对于一个疲倦奔竞、梭游流荡的人，是必须的，尽管它又是无能的——由剧场、夜晚、咖啡馆组成的安福路，乃至整个上海，都那么迷人、虚幻，像可能的去年。
福州路：芬芳的激烈
1
一条著名的书店街。上海书城、上海外文书店、古籍书店、大众书局……在福州路上比邻而居。
二十世纪初期，这条路名为“四马路”，与大马路即南京路平行，垂直于黄浦江，以青楼逶迤、红粉云集、才子出没而名噪江南。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及《申报》《时报》《新闻报》等报社，林立于周边街区——树林般密集挺立于福州路，以及附近的望平街等等街道。最初的印刷机从国外进口，在十六铺码头上岸，靠一群公牛努力拉进福州路，引来市民围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文化出版业繁盛期，全国百分之九十的书刊在福州路生产。一万多名才子在此依靠稿费就能有不错的生活，比如，可以在周围青楼里有固定的桌子来写字、喝茶、调情。
陈独秀在此创办《新青年》。四马路上的新语言、新思想、新冲动，四匹马也难以追步。
李欧梵说：“晚清的通俗小说，只要涉及到维新和现代的问题，几乎每本小说的背景都有上海。而上海的所谓时空性就是四马路，书院加妓院，大部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四马路。因为当时生活在上海的作家大都住在那里，晚睡迟起，下午会友，晚饭叫局，抽鸦片，写文章。”
写到这里，读到这里，李欧梵和我，大概都觉得自己出生得迟缓了一些吧。
2
“欲兴商业，效管仲设女闾。”太平天国覆灭之后，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思考如何恢复江南生机，提出以上观点及相关措施。
至民国初期，上海纺织业、航运业、金融业、文化业等等业态的繁荣，使城市规模迅速扩张，移民占据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女性从事的职业，除了做纺织工、女佣、艺人之外，或就走了以色事人之路。
191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资料记载，当时四马路有妓院九百多家，可见规模何其浩大。
称呼不一，身份、姿态、价值就差异巨大：被马车拉走，或轿子抬走，或佣人扛在肩膀上走，甚至在路边徘徊等待、观察、游走……走向一张床榻的方式不同，报酬迥异。四马路上的嚣张春色，与元代朱庭玉笔下“鬅松鬓发，束减腰围，见人羞，惊人问，怕人知”的良家少女态度，反差强烈。
久安里，清和里，尚仁里，东西荟芳里，日新里，同庆里，西安坊，普庆里，会乐里……四马路周围这些石库门弄堂，莺颠燕狂。尤其是万盏灯的夜晚，笙歌鼎沸，诱因浪子才子们流连不返。妓女们的花名类似笔名、艺名，在橱窗里、灯笼上、晚报广告版里竞相闪耀。最显著的花名是“林黛玉”，四马路头牌名妓，妓女选美获奖的“四大金刚”之一。这个原名“梅逢春”的女子，患过梅毒，眉毛脱落，就自创一种“大关刀眉”，在妓女行乃至普通女性中风行一时。
四马路上的女子，是晚清、民国时代上海风尚的引领者，其着装、发型、化妆、吟诵，影响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度的审美。“五四”前后，一些妓女因为不熟悉“爱国”“同胞”等等新名词，与客人缺少了思想沟通能力，以致门庭冷落。在上海寻花问柳的男人，亦须能听懂并说苏白，即苏州白话、苏州评弹念白的话，否则就无法体会与那些女子言情叙事过程中的幽妙。“寻花问柳”一词，本就源于苏州的花街巷、柳街巷这两条烟花巷陌。
四马路上出没的才子、作家，苏白应该都说得很好。甚至北方背景的官员，苏白也要略知一二，否则如何与这些女子弹琴，说爱？
1909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田夏礼卸任回国，上海道台在马当路尚贤坊内饯行。田夏礼等外籍人士，均携带妻女出席宴会。中国当时礼制不允许女眷抛头露面，如何不失礼、不违规？蔡乃煌急中生智，在四马路选择若干面容端庄的女子出席作陪，场面顿时莺莺燕燕，略胜春色三分。这一场景被记者拍照报道，轰动上海滩。
蔡乃煌系袁世凯心腹爱将，一个能写文章的才子，懂吴语，1916年军阀混战中于广东毙命。
3
在中国民间现代史中，赛金花也是一个热点，一个索引。
她本就是苏州女子，姓赵，奶名“彩云”。家族从事典当业，后衰落。十三岁的彩云被哄骗到花船上应酬客人，遇到五十岁的晚清状元洪钧，出嫁为妾，随丈夫出使俄、德、奥、荷诸国。
洪均病逝，彩云只有十八岁，被洪家驱逐，来上海谋生。在四马路附近买房子，包养两个姑娘月娟、素娟，做生意。生意好，客人盈门，彩云自己就也挂牌应酬，芳名“曹梦兰”，但只在周六、周日出场。后来，爱上一个名叫孙三的男子，随他去了天津，继续应酬名人，恩客如云。
八国联军进北京，天下大乱。金松岑、曾朴合著的谴责小说《孽海花》，云“赛金花结交瓦德西，金銮殿缠绵无穷尽”之种种情节，无法证实。此时，赛金花已年长色衰，大约只是靠德语为那些德军下级军官找找女孩子而已。
人间稍安定，赛金花又被一群深感蒙辱的洪均友辈逐出北平，回上海，继续卖笑生涯。所租居的门楣上挂着“京都赛寓”之匾额，以民间传说来广告自己，直至1936年病逝。
旧照片中的彩云或者说曹梦兰，艳丽异常。“彩云易散琉璃脆”，白居易在唐朝就有这一感叹。
刘半农、齐如山这些民国文人，熟悉赛金花，认为她的德语“稀松得很”。
4
“金针刺破桃花蕊，不敢高声暗锁眉。”言情小说常有这一类艳句，去四马路猎艳的文人，或许会背诵给枕边人听。女子就吃吃地笑。——想象力总是指向身体、青春、美。年轻人的情色，天真、自然、直接，在行动中完成表达。
在晚年，一个皱纹如尘埃层层堆积的疲倦者，如何抵抗恐慌与纷乱？南宋诗人陈与义提供了一种方法：“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四马路乃至整个上海，小阁楼很多很多，屋顶上开窗，称为“三层阁”“老虎窗”。没有住过三层阁上老虎窗的人，不是真正的上海人。一直住在老虎窗下三层阁里的人，像笼中虎，就枉为上海人了。
江南一带男女，大抵上都是东晋、南宋两次著名南渡者的后代。苏白中残留中原土语。一个人由绚烂少年、激烈中年，再到逼仄晚年，也历经一次次“南渡”——时间的刀兵步步紧逼，人生渐渐失守、撤退、偏安，终有一个好怀抱能够收留，哪怕一夜一昼，也算不那么凄惨。
“吴姬越艳楚王妃”“葡萄美酒夜光杯”，这两句唐诗分别是王昌龄、王翰的。在四马路上左顾右盼，后世才子都会用自己的口音，默默念叨前朝的美与醉吧。
5
清末民初，上海这一座大城吸引众多日本作家来此游荡、观察、写作。他们坐船到汇山码头，登陆。码头原址，大抵上位于北外滩靠近提篮桥的地方，今已渺然不可寻觅。
横光利一在1928年来了，停留月余，写下长篇小说《上海》，涉及到四马路一带：“……舞厅的樱花在最后一支爵士乐中颤抖。转过来转过去的短号和长号，从吹奏乐曲的马尼拉人黑皮肤中呲出来的牙齿，舞厅酒杯中玉液琼浆的波纹，飘落在盆景树木丛中的尘埃，身披人们抛过来的纸条翩翩起舞的舞女，三色聚光灯在腿与脚、肩与腰的旋律中忽明忽灭。耀眼的项链，上仰的朱唇，滑进对方大腿下的大腿……”
这些项链、朱唇、大腿，就是四马路某高级妓女身体的一部分，资本的一部分。
此前，1921年春夏之间，二十九岁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中国的北京、南京、汉口、洛阳等地游历数月。对上海，印象不好：马路的混乱，车夫的狡黠，旅馆的肮脏，城隍庙湖心亭的破旧，英、法、美、德诸国水兵的醉舞与招摇……所谓“繁华之都”，也是“罪恶之城”。
让这个日本当红作家赞美与感叹的事物，只有两种——
一是中国戏曲中道具的简明与暗喻。舞台上两把椅子、一张桌子，就能代表山川、海洋、宫殿，“甚至连一棵树都用不着”“出人意料的美”。
二是四马路一带的女子。在一个名为“小有天”的酒楼里，朋友余先生操持了一次饭局——“饭局”一词，最初就是指邀约高级妓女聚餐、调情。后来，“饭局”被民间、官方屡屡使用，忘记其根源于上海的烟花巷。“在饭酒之间博弈一局棋”的隐喻，中国人倒是都能心领神会。“二桃杀三士”“杯酒释兵权”“煮酒论英雄”……都是发生在饭局上的故事。那一天，余先生在红洋纸上写下一张邀约妓女陪酒的局票送出。不久，就有几个叫“爱春”“时鸿”“天竺”等等艺名的女子，前来陪坐、斟酒、唱《汾河湾》。余先生问芥川龙之介的感受，他回答，她们比日本女子美。美在何处？回答，在耳朵，“日本人从古至今一直把耳朵藏在油光可鉴的鬓发之下，中国女人的耳朵却享受着春风的吹拂，还被郑重其事地垂上了镶嵌宝石的耳环”。
春风吹拂着耳朵之美，真好。日本没有这样的美。
6
平望街与四马路垂直交叉，俗称“报馆街”，后被更名为“山东路”。
这一条街道上生成的著名报纸《申报》，创办者是英国商人安纳斯托•美查。1912年由史量才接办，兴建起一座五层大楼，成为一家集编辑、广告、排版、印刷为一体的现代化报馆。从袁世凯，到蒋中正，均欲收买史量才，未遂。坚持抨击时弊、爱国济世。1934年底，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中国现代第一条公路——沪杭公路。他曾出资参与建设这条公路。多么富有意味——反动者，试图杀死一条公路、一个国家的现代性？
《申报》旧址，如今被改建为咖啡馆。穹顶高远，可以让仰望者的目光反映出星光一般的灯光。墙上，贴满世界各地老报刊。服务员身穿背带裤，头戴报童帽。菜单上印着一个手持喇叭呼喊的少年。我也张着嘴巴，没呼喊，静静咀嚼这一咖啡馆的招牌菜——烤茄子披萨。
我上二楼、三楼，没有听到鸽子叫。史量才曾经把《申报》大楼顶端建成鸽舍，养了五六百只信鸽，让它们在记者和报馆之间传递文稿。在启明中学读书的杨绛，曾经来这里看望当时担任《申报》副总编和主笔的父亲杨荫杭。她听过这里的鸽哨。当时，她还不知道无锡城里有一个叫钱钟书的少年，正为未来的相遇而埋头读书。
杨绛的姑姑就是杨荫榆，北京女子师大校长，因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学生而被鲁迅痛斥，后居苏州盘门，因谴责日本军人暴行、庇护女生而遭杀害。杨荫浏是杨绛的同族长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无锡为阿炳的一首二胡曲录音，并定名为《二泉映月》。其旋律大致上来自风月场中的艳曲小调《知心客》，四马路上徘徊流连的人，一听，就明白了。
坐在也许就是杨荫杭的编辑室改成的放映室，我看了费穆的黑白电影《早春二月》。清末民初，就是中国的二月——春寒料峭，但夏季不可阻挡。
1896年8月，梁启超在四马路上创办《时务报》——“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梁启超如是说。正是他创造了一个新词语——“中华民族”。新词语，就是新世界、新命运。
1906年秋，于右任受孙中山要求，在平望街创办同盟会报纸《神州日报》，首次采用公元纪年，废弃清廷年号。此外出现的报纸，还有《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时事新报》等。
每天清晨和下午两点，平望街、四马路挤满报贩，等待散发油墨气息的新报纸。他们用三轮车、汽车甚至肩扛手提，以最快速度将上海声音，传递向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众多报刊集中出现于四马路周边街区，是为了利用租界内相对宽松的新闻出版政策以立足。但租界当局往往受到清廷、北洋政府、日本、汪伪政权、南京政府等等方面施压，屡屡将激进报刊查封查禁，甚至将出版人逮捕审讯。但四马路、平望街上现代性的声音，不屈不息，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提供一波波思潮、旁白和动力——
“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这是秋瑾的诗。秋瑾1907年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仅仅出版两期后，她就被清廷逮捕杀害。
鲁迅的短篇小说《药》，1919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杂志。小说中的“夏瑜”，隐喻秋瑾。
梁启超、于右任、史量才、秋瑾、陈独秀、鲁迅们，在上海，在这些街道，反对人血馒头，用笔墨纸张为中国开一方疗疴祛疾的猛药。
7
1915年，革命党人、同盟会元老夏之时，像一场立夏时节的热风，出现在四马路上的青楼里，出现于被呼为“小西施”的一个女子渐渐升温的芳心。
两年前，小西施十三岁初入四马路，拍下黑白照片：端坐，两手并拢胸前，没有佩戴任何饰品，面目清新如早晨——让龌龊的人感到羞愧的清新早晨。
为给父亲治病，母亲含泪将读私塾的女儿，送入青楼做“清倌人”——卖唱，不卖身。母亲捏着女儿换来的三百大洋，承诺三年后接她回家。三年里，小西施被老鸨精心培养，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充满了成为四马路上头牌女子的潜力和高额回报率。陪酒，陪唱，陪聊天，表情淡然，就愈发冷艳。周围是打情骂俏声、麻将声、琵琶声、更夫梆子声、哭泣声……她明白，自己终将会沦陷在这些声音里，无家可归。
用青楼掩饰战场，以身体掩护灵魂，比如蔡锷与小凤仙。正在躲避袁世凯追捕令的夏之时，与小西施，在四马路上暗生情愫、云起巫山。
夏之时表态以金钱为她赎身。她摇头：“我自己想办法走出去。花你的钱走出去，我一辈子心不安。但你要答应我三件事：结婚，不作妾，你也不能再娶妾；带我去日本读书；我和你一起做事业。”眼前这女子，这喜欢读书看报的女子，让夏之时内心震撼如炮火中的大地。
某夜，小西施用计灌醉守门人，疾步逃出四马路，在约定的一家旅馆里与夏之时相会。她有一双幼年时拒绝被父母缠裹的大脚，这双大脚回报了她一条非凡大路。
次日，十五岁的小西施随同二十七岁的夏之时，在汇山码头坐船去日本。结婚后，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生育。后蒙蔡锷召唤，夏之时回四川故乡，率军征伐，名动天下。小西施成为夏家特殊成员。从被拒斥，到不相疑。不久，夏之时受挫于军阀内讧，离职隐居，沉迷于鸦片馆、酒肆与欢场，对妻子女儿非打即骂。小西施苦口婆心，无效。要求离婚，不允，就主动“净身出户”，不要一分家财，带四个孩子回上海，成为热点新闻，震惊巴蜀和沪上。报纸标题醒目——《娜拉出走上海滩》。
这一年，是1929年。
小西施，用典当行里换取的资金在上海滩创业——群益纱管厂，受毁于1932年淞沪抗战中的日军轰炸。川菜馆“锦江小厨”“锦江川菜馆”，率先在中国使用一次性筷子，雇用女服务员，促其经济自立。彪悍川味，吸引杜月笙、黄金荣等等大亨名流频频光临。菜馆也成为掩护各党派人员聚议抗日、藏身逃脱之地。她也曾带四个女儿去听鲁迅演讲。其中一个女儿，后来去苏北参加了新四军。
1937年，小西施与许广平等人创办《上海妇女》杂志。1950年，受国家和上海市要求，小西施在地产大亨沙逊建造的华懋公寓基础上，创办国宾馆“锦江饭店”——一个诞生《中美联合公报》、接待无数政治要人、发生许多事件的饭店，目前已扩张成为著名的企业集团。
这位小西施，就是被周恩来尊称为“董先生”的董竹君。
锦江小厨、锦江菜馆、锦江饭店，标志图案也是董竹君设计的——一片竹叶。锦江，是夏之时故乡的一条江。与这条江有关的诗很多，比如，杜甫的诗：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唐朝女校书薛涛的诗：望江楼上望江流，人自望江江自流。人影不随流水去，江声不断古今愁。
晚年，董竹君床头仍然摆着前夫照片——骑在马上的英俊革命者。下了马，离开马，这一个人就失神了、落魄了。
回想起四马路上的灯火和爱，董竹君大概会伤心，像细雨里的早晨。
8
四马路中段，有芥川龙之介进去看过京剧的逸夫剧院。原名“天蟾逸夫舞台”，中国南北名伶神往梦萦之地。梅兰芳、周信芳、荀慧生、尚小云等等大师先后在此登台扬名，梨园中有“不进天蟾不成名”之说。
我曾进入逸夫剧院，看一场田汉编剧的越剧《情探》。名妓敖桂英与薄情秀才王魁之间的情感故事，在四马路上演出，很合适。“郎君今年二十五，桂英今年二十秋，青春结伴烟波走，学一个范蠡大夫泛扁舟。”敖桂英的咏唱，绕梁三日，像四马路上的佳人在对某个才子言情表意。
逸夫剧院对面是三山会馆旧址——福州境内有于山、屏山、乌石山。三山会馆即福州会馆。同治初年的福州籍水果商人，或者说古往今来的中国人，都善于运用借代这一修辞手法，都明白：婉转传情达意，最有力。福州籍商人在这里每月聚会一次，交流行情，商议救济、婚丧、祭祀等等大事。后院中往往有棺材暂厝，死者等待回到故乡入土安息——不论在上海如何腾达，他总是一个客居者、游荡者。这会馆运行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关闭，成为杂货店、水果店。目前被建筑公司包围再造，应该不再是三山会馆了。
当代人已经不需要一个故乡、乡亲和会馆？在繁嚣的上海，一个人不孤独或者爱孤独，与自我争辩、和解，相依为命。
周围弄堂，像上海其他区域一样安静。弄堂深处旅馆多，大抵上就是由早年妓院转型而成——格局独特，无法改造成民居。类似于附近一家民国时代的“又日新浴室”，同样因格局独特，侥幸保存到今天，只不过把名字改成“又日新桑拿”。同理，福州路东段的租界巡捕房，后改成民国政府的警察局，1949年以来是公安局——
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就是命运。一条街道，一座城市，一个人，大抵如是。
不知道早年的才子写完文稿、喝罢黄酒，是否再进这“又日新浴室”清理、洗涤一番自身。路过“又日新桑拿”那一天，我有进去探看的冲动。但门口竖着的牌子上写有“浴场推油”的字样。这是什么油，谁来推，又如何推？我想象着、抵触着，疾步而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妓女们经过培训，更名改姓成为贤妻良母，隐身于满城灯火，宜室宜家。
9
四马路的大名福州路，来历如下：
某外国商人在福州泊船上岸，爱上当地一女子，纳为己有。因太爱这一女子，就把自己投资置业的上海四马路命名为“福州路”。显然，他有情怀，更有财力。一个情怀、财力兼备的人，才能在上海这座城市留下印迹、成为谈资。他不懂苏白，只爱闽南语。
如今，福州路上书店没有那么“林立”，至多算是还有那么“几棵树”，招引爱书人“凤还巢”。畅销书，大都躺在书店进门处醒目的明亮光线里，像四马路上旧时代的畅销女子？哲学美学一类书籍在偏僻角落，如深山隐者。销售量欠佳的书籍，布置在书柜最高处，目光难以企及，需登梯子访问，像去访问落难的旧人故交。
曾在一书店闲翻田汉随笔集，数次看到“芳烈”这一陌生词语。“芬芳的激烈”？“激烈的芬芳”？不知道是不是田汉创造了这词语。喜欢，田野上一个埋头劳作的汉子，被夏日、植物、泥土混合而成的芬芳和激烈，浩荡包围。
我目前的生活，似乎正处于“芳烈”的反义词——“枯寂”。
田汉在上海生活多年，与郁达夫等友人建立“创造社”。与鲁迅关系紧张。他在四马路或者说福州路逛街、访友、买书、喝茶、听戏、怜红爱紫、恨满西风，回家写《扬子江的暴风雨》《风云儿女》——中国的芬芳和激烈，满纸汹涌。
福州路所处地段之下，有地铁二号线掠过，像那几棵“书店之树”的根系，东西蔓延约八十公里，联结浦东机场、虹桥机场这两大航空港。福州路东端，两侧高大古典建筑对峙而成的空白处，如窗口一般打开，吹入外滩和黄浦江上的风、对岸陆家嘴金融区的云朵——
风和云朵说服福州路上一代又一代沸腾的才子，抬起头来，看江水携带旧情前欢，日复一日东入海。
来源：《清明》2020年第2期
作者简介：汗漫，生于中原，居上海。诗人，散文家。
著有诗集《片段的春天》《水之书》，散文集《漫游的灯盏》《一卷星辰》《南方云集》《居于幽暗之地》。曾获“人民文学奖”“孙犁散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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